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(4)
从文明内部来看,在“世运嬗进”的时代潮流中,需要以除旧立新的态度破除一切旧的政治制度。李大钊已经注意到,“老成者每病新进者之思想动作,不能同于己,则深斥而痛绝之,此大谬也。宙合万化,逐境而进,一经周折而或滞或退者,逆乎宇宙之大化者也。居今日而求治,断无毁新复古之理。虽人惟其旧,倚重老成,而世运嬗进,即有大力,亦莫能抗。旧者日益衰落,不可淹留,新者遏其萌芽,勿使畅发,此自绝之道也。”①李大钊:《政治对抗力之形成》,《中华》1914年第1卷第11号。他进而通过“老年”与“青年”的对立,建立起对于“青春中华(中国)”的论述:“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,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,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。”②李大钊:《青春》,《新青年》1916年第2卷第1号。
1916年5月,李大钊因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,自日本辍学返沪。6月,袁世凯病卒,民初政坛各派势力再起纷扰。7月,受汤化龙之邀,李大钊赴京任《晨钟报》编辑主任之职。8月15日,《晨钟报》在北京发刊,梁启超、汤化龙、蒲殿俊等主之。③朱文通主编:《李大钊年谱长编》,第176-187页。发表于创刊号上的《〈晨钟〉之使命——青春中华之创造》一文,清晰地彰显李大钊心目中“白发中华”与“青春中华”的对立。在他看来,这一对立不仅仅是时序上的后来居上,更在于两者分享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形态:“老辈之文明,和解之文明也,与境遇和解,与时代和解,与经验和解。青年之文明,奋斗之文明也,与境遇奋斗,与时代奋斗,与经验奋斗。”因此,“一切新创造,新机遇,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”。④李大钊:《〈晨钟〉之使命——青春中华之创造》,《晨钟》1916年创刊号。李大钊笔下的“青春中国(中华)”,显然是晚清时期梁启超呼吁的“少年中国”的历史性延续。因此,李大钊所谓“青春中国”“投胎复活”之说,从晚清民初的思想脉络言之,其实渊源有自。不过,针对新旧两类文明的嬗递,李大钊主张采取调适渐进的态度。在他看来,“现代之文明,协力之文明也……现代之社会,调和之社会也”,是以“群演之道,乃在一方固其秩序,一方促其进步。无秩序则进步难期,无进步则秩序莫保”。⑤李大钊:《青年与老人》,《新青年》1917年第3卷第2号。
从文明外部来看,李大钊的思想尝试则是以“灵与肉”“动与静”等二分方式,来理解东西方文明及其差异。在发表于1917年4月《甲寅》日刊的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》一文中,他指出:“东西文明绝异之特质,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”,而动静之别则源于“生活之依据”不同。⑥李大钊: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》,《甲寅》日刊1917年4月12日。然而,李大钊也注意到,近百年以来,“西方之动的生活,挟其风驰云卷之势力,以侵入东方静的生活之范围”,导致了一个“动的世界”的不期而至。从价值立场上看,李大钊显然更倾向于西方文明之“动”。他认为“动的国家,动的民族,动的文明,动的生活”乃是“世变”带来的“潮流”。不仅如此,他还力倡以“动的文明”来挽救东方文明之“静”,从而更好地让东方文明融入西方文明。
以“动静”二分的方式对待东西方文明的思路,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代表性,对于李大钊的思想也产生了相当持续的影响。直到一年后的1918年,已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,在反省“一战”得失时,都还在论述“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”即在于“东洋文明主静,西洋文明主动”。那时,他依然相当现实地承认,“吾人之静的文明,精神的生活,已处于屈败之势”。而“西洋之动的文明,物质的生活,虽就其自身重累而言,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,而以临于吾侪,则实居优越之境”。⑦李大钊: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同点》,《言治》季刊1918年第3册。然而,1917至1918前后的李大钊思想深处,这一“动”的文明并非理想文明的终极形态。因此,他提出一种调和两种文明的“第三文明”的论说。李大钊认为,“第一文明偏于灵;第二文明偏于肉;吾宁欢迎‘第三’之文明”。显然,对于东西方文明之优劣偏至,李大钊的即时反应虽重在“扬西抑中”,其实对二者皆有反省。因此,他明确指出,“‘第三’之文明,乃灵肉一致之文明,理想之文明,向上之文明”,显然有着调和东西而又更上一层的意味。不过,李大钊也坦承,这一理想的“第三文明”,乃是“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”的文明,⑧李大钊:《“第三”》,《晨钟》1916年8月17日。故而在具体言说中,李大钊更侧重其超越东西文明的理想特质。而以“后见之明”来看,这一“第三文明”的论述,多少也成为他后来孕育“新文明”的思想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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